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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868年3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2、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1868年7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3、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拉萨尔）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带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1868年10月，马克思致约翰·巴蒂斯特·施韦泽）
4、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诠释而已。（1870年6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5、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871年4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6、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巴枯宁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1871年7月，恩格斯致洛卡洛·卡菲埃罗）
7、我们的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协会章程第一条）。由于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特殊理论不违反这一条，所以没有反对接受他们为会员，也没有反对他们用一切可以接受的方式尽可能地宣传他们的思想。在我们的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1871年7月，恩格斯致洛卡洛·卡菲埃罗）
8、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通过外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1871年11月，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9、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872年1月，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10、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手那里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1873年6月，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